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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:daojia jiaoyu sixiang
先秦道家在教育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老庄学派,代表人物为老子和庄子。他们的学说反映没落奴隶主阶级悲观失望的思想。
(资料图)
道家的创始人。一说即老聃,姓李,名耳,字伯阳(或谓即太史儋),春秋楚国苦县(今河南鹿邑东)人。生卒年不详,约与孔丘同时。做过周朝掌管图书的小吏。传说孔丘曾向他问过礼。世传《老子》五千言(有不同的版本,多者五千余字,少者不足五千字),成于战国时期,保存了老子的思想。
老子宣扬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倒退的社会历史观,全盘否定文化教育的价值。《老子》书中有关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是:
(1)文化堕落论。老子以 “道” 为本体。“道”与“无”同义,是“先天地生”的精神实体,不具有任何规定性。“道”作为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是“无为”,即顺乎自然。“无为”的对立物是“有为”,即人为的创作。老子认为,人类创造的文化,包括道德、法令以及一切智慧的表现,都是与“道”背离的,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。他说: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;六亲不合,有孝慈;国家昏乱,有忠臣。”(第十八章)“故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失礼者,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。”(第三十八章)“法令滋章,道贼多有。”(第五十七章)这就是说,“大道”之世,自然无为,人们和谐相处,不需要有道德约束,也不知道德为何物。及至“无为”法则被破坏,才有圣者、智者出来,制定道德规范,传授知识,进行教化,于是产生了是非、善恶等观念,毁誉褒贬、争名逐利的现象跟着而来。道德不足以约束,又制定法令,结果引起更多的纷争和更大的混乱。老子认为这就是人类社会堕落的轨迹。教育既以传授文化为任务,因被看作是促使人类堕落的工具。
(2)人性“复归”论。老子从道的虚无性推衍出人的本性是“无知无欲”、素朴无私的,认为从“无知无欲”到有知有欲,即从“无私”到有私,乃是对人类本性的背叛,教育则加速了这种背叛的趋势。于是老子提出人性的“复归”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,幻想人们回到婴儿般的天真,对一切都漠然无动于衷。他认为:这样,既没有任何作为,也就没有任何争端,人人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”(第八十章)就都会感到自我满足。
(3)“绝圣弃智”论。老子认为,人性“复归”的途径是“绝圣弃智”(第十九章),即毁灭文化,取消教育。老子说“为学”与“为道”的方向途径正相反,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”。意思是“为学”是追求知识,要求知道更多的东西,学到更多的技能。“为道”是回到“无知无欲”,要求把知道的东西忘掉,把学到的技能抛弃,而且要忘掉得干净,抛弃得彻底,“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”(第四十八章)。老子认为,无知就是全知,有知就是错误。他说: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”(第五十六章);“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”(第八十一章)。真善、真知是不能用语言解说的,凡是用语言解说的东西,都是对真善、真知的损害。所以他认为教育只是把人引向错误。他根本否定教育的作用,故主张“绝学”(第二十章)。如果说他也赞成有某种教育,那就是“行不言之教”(第二章)。他说:“不言之教,无为之益,天下希及之。”(第四十三章)一切任其自然,便是最好的教育。
老子主张消灭文化教育,其阶级倾向是很明显的。他说:“古之善为道者,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,国之贼;不以智治国,国之福。”(第六十五章)老子作为失败了的奴隶主阶级代言人,认为人民之所以敢于起来反抗,是因为“智多”,而有效的统治方法,莫如施行愚民政策。
名周,战国时宋国蒙(今河南商丘县东北)人。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。今传《庄子》三十三篇,一般认为,其中内篇七篇为庄子自著;外篇十五篇,杂篇十一篇,则杂有他的门人及道家后学的作品。
庄子继承老子“道法自然”、否定文化教育价值的思想,也说“绝圣弃智,大盗乃止”(《庄子·胠箧》)。他倡言“无以人灭夭”(《秋水》),即不要用人力去改变自然。他以养马作比喻说:马生来有蹄可以践踏霜雪,有毛可以抵御风寒,它吃草饮水,扬尾跳跑,怡然自得,这是马的本性。及至出了善养马的伯乐,他削蹄剪毛,络头绊足,前施马衔,后加鞭策,迫使马忍受饥渴,飞驰猛奔,于是马大半被折磨而死。他欲以此说明仁义礼乐只能戕害人的本性。庄子还以愤世疾俗的心情谴责当时的社会:“彼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,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”(《胠箧》)。他认为“仁义”是用来惩治老百姓的,对于权势者则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工具。他以“真人”为人生理想。所谓“真人”就是“不以心捐道,不以人助天”(《大宗师》),忘仁义,忘礼乐,忘掉客观世界,也忘掉自己,从而获得超现实的精神的自由。但是,庄子又感到现实是逃避不了的,不仅子之爱亲、臣之事君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,即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富贵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”等等也是命定的。于是他又以无可奈何的心情主张“无以故(人为)灭命”(《秋水》),把“安时而处顺”、“不谴是非”、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奉为“德”之极致。
总的来说,贯穿老庄学派的文化教育思想的是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,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。但是在另一个侧面,它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,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了个性自由的企望,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1973年,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道原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经法》等四种佚书,成于战国中期以后,反映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。佚书作者继承老子的学说,同时汲取了儒、法、名诸家的思想。他们从“无为”、“无私”引申出来的已不是毁弃文化,而是尊重知识,如说:“欲知得失,请必审名察刑(形)”(《十大经》)。“是非有分,以法断之”(《经法》)。由于尊重知识,故重视“士”的作用,他们说:“壹言而利之者,士也;壹言而利国者,国士也。……王公若知之,国家之幸也”(《十大经》)。“王天下者,轻其国而重士,故国重而身安;贱财而贵有知,故功得而财生”(《经法》)。所以在议论国家政策时,也主张“明德”、“兴贤”、“文武并行”。道家思想的这种发展和变化,是适应开创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潮流,为兴学育才开始作舆论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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